根據常識，被害人楊被勒死時，他一定是出于求生的本能大喊救命，掙扎和反抗。他的雙手拼命抓傷苗新華的右手或其他部位，后腦勺和后背也會撞到墻上，這是常見的傷。包括: 在頭部、背部表面損傷或皮下充血，頸部掐壓和皮下充血，牙齒也應有出血的跡象。靜安律師為您講解一下相關的情況。

　　2003年4月6日晚，被害人楊某失蹤，這是客觀事實。但是那天晚上楊去了苗新華的家，他是在苗新華的家里被殺并肢解的嗎？顯然沒有足夠的證據證明這一事實。

　　（1）案發時間當天我們中午，繆新華去被害人母親家，其實是找楊某仕，他并不需要知道楊某某也在那里。

　　對此，苗新華多次承認，他在案發當天中午去了受害人母親王的家（實際上是楊的家，地址是大嶼山北路三巷22號）。其實，正是找到被害人的哥哥楊慕斯“玩”的時候，他并不知道楊慕斯從國外回來了（<預審第二卷，第105頁）。

　　楊在作證時還作證說，“當新華來的時候，她叫了我的名字，我姐姐從樓上下來給他開門”(見審前第三卷第394頁) ，繆確實是去找楊，遇到了受害人楊。

　　二者之間相互發展印證，能夠進行證明繆新華在案發當天中午去被害人母親家（即楊某仕家），其實與案件企業本身自己并無相關關系。

　　（2）認定以及被害人與繆新華公司約定一個晚上10點到繆家見面，證據能力不足。

　　關于這一事實的相關證詞有許多版本。受害者的母親王說：“我聽到女兒對苗新華說，晚上要說什么”（見預審第三卷383頁）。楊，也在四樓的陽臺上，聽說“剛才我很忙，我想去鄉下等我回來”（

　　參見預審第三卷第395頁)。劉的證詞還提到了受害者的陳述，他“想去村里，但沒有時間等到晚上”(見審前第三卷，第421頁)。目擊者的證詞并不完全一致。

　　關于被害人當晚的去向還有一種可能。證人金某英(楊某石的愛人，被害人小姨)作證:“晚上7點多，我姐叫我陪她去外面的藥店買藥”(見庭前準備卷三，第399-400頁)。劉某榮也作證說:“后來顏回叫小姑一會兒去外面拿點藥”(見初審卷三，第422頁)。尸檢也表明真兇有一定程度的醫學解剖知識。

　　結合自己被害人在4月6日晚9點半出門時，手上可以拿著一個一本電話本（繆新華員工本人及家中生活并無聯系電話），穿著***媽的旅游鞋等事實，被害人問題極有發展可能我們出去買藥或約見其他人，而并未去繆新華家。

　　（3）受害人身份確認后，晚上10點到繆新華家中，證據不足。

　　原判被害人在晚上10點打電話到門口，苗新華回家，苗新榮下樓開門。事實上，只有苗新華和苗新榮的供述才能證實這一事實。對此，當時在一樓的苗新光，以及在二樓房間的吳某霞、吳某英都供認作證說，他們沒有聽到任何聲音，也沒有苗新華家的鄰居作證。

　　同時，苗新華和苗欣榮的相關供述也存在矛盾:對于他們兩人誰先回家在苗新華房間看電視，苗新華說苗欣榮先回家在苗新華房間看電視，而苗欣榮說苗新華先回家在他房間看電視；至于楊在哪里打電話到了苗家，苗新華說要在大門口打，苗欣榮說要在窗戶底下打，等等。所以這個事實的真實性存在明顯的問題。

　　（4）認定繆新華家浴室是分尸現場，依據自己不足。

　　在繆新華家的浴室，即所謂分尸現場，除了在下水道中提取到了部分毛發（毛發的顏色、長度均與尸檢所見被害人長26cm棕紅色的頭發不一致）外，并未提取到任何被害人與被害人有關聯的血跡、肉末、骨頭碎片等物證。

　　雖然廁所地面的積木、浴缸的瓷磚及浴室柜子木片上的“暗紅可疑污點”均有人類血跡，但受害人楊姓男子并沒有留下血跡，因此與案件無關。此外，根據現場調查記錄和現場物證提取記錄(審前第三卷，編號581-583) ，提取“暗紅色可疑污點”的時間是2003年5月29日。

　　不過，法醫檢驗證明書第106號(2003年)及第069號(2003年)所記錄的呈交檢驗日期分別為2003年4月28日及4月29日。先送考試，后提取考試材料，怎么解釋？結果表明，樣品的提取和鑒定存在明顯的誤差。原判決以兩份法醫體檢證明書作為判決依據是錯誤的。

　　綜上所述，靜安律師認為，在尸檢未發現機械性窒息的基本征象的情況下，通過排除方法確定受害者頸部被勒死的事實過于武斷和草率。此外，尸檢揭示的情況與死因認定存在矛盾，死因認定明顯缺乏科學性、準確性，不能作為認定案件的依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