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專業刑事律師   作為中國刑事訴訟的基礎理論之一，訴訟模式已成為相當成熟和完備的分析方法，主要是用來解釋比較刑事訴訟的許多共性和差異。除了目前學界較為熟悉的埃斯曼、帕克、達馬斯卡等傳統的刑事訴訟模式之外，近年來歐美一些學者也進行了新的學術嘗試，如盧納在憲法視角下提出的新聯邦主義模式、反歧視模式和個人權利模式，伊麗薩貝塔·格蘭德提出的探戈正義、倫巴正義和接種效應，蔡斯提出的刑事訴訟美國例外論等，這些理論研究在不同程度上為訴訟模式的完善研究提供了豐富的思想淵源。普遍認為，隨著全球化的推進，當事人主義與職權主義呈現出明顯的趨同化趨勢，但兩大訴訟模式的核心差異依然存在，甚至在有限的交流借鑒中呈現出明顯的“接種效應”。當代中國刑事訴訟模式轉型應具備一定的理論自覺，以避免在盲目借鑒中走彎路或誤入歧途。

　　順序。

　　點滴的學術傳承記憶。

　　在大學里工作的教師幾乎都會遇到一個幾近無法解決的難題：教學和科研如何相互配合。單從法理學來看，二者更多的是矛盾和沖突，而不是外界所認為的和諧共處和相互促進。08年我從歐洲回到中國，開始了大學教師的職業生涯，轉眼已經有12年了，早已走出“青椒”的困境，但這個難題仍然困擾著我。古人云：“師之道，以師傳道，以業傳人”，站在講臺上、講學、育才、傳家，應該是學者的首要任務，但是，當前以科學研究為導向的評價體系和學者自身的能量困境似乎正在顛覆傳統。2008-2014年，我在西南政法大學法學院教書，每年大約有500個課時(最厲害的一年有900個課時)給本科生講授，站穩腳跟，課比天大一直是我個人奉行的鐵律，備課上課占了我大部分的精力，所以科研工作的進展幾乎停滯不前。曾經，行政領導拿著表格和數據憂心忡忡地說，我們的科研指標今年下降了，鵬鵬，你不當教授就不寫論文嗎？尤其是中國的學術(學者)評價體系是數字化的，每一個學術民工都在自己的表格里填數字，當權威期刊達到兩位數時，就完成了由普通學者向法學家的蛻變，幾乎沒有人去注意文章的內容寫著什么，更不用說有多少學生被培養，又有多少課程被教授。法律教授不給本科生上課，這是當年中國大學出現的一大怪事，其核心原因在于學術評價制度。對于數字比拼所造成的學術失范和學術腐敗，更是不勝枚舉。而且當時我最關心的，還是學術傳承的問題，所以每年在各學院上課，除了講授知識外，主要是吸收優秀人才加入研究團隊。

　　我于2015年加入中國政法大學證據學研究所，開始全新的工作模式，因為和之前繁重的教學任務相比，我在學校沒有找到本科課程，一度想到外語學院學習法律法語。大部分時間都花在科研上，所以，我在過去的4年里，完成了許多原本就被拖延下來的學術任務，每天學習外語的時間也不少。沒有完成教學任務的副作用是很明顯的，就是不能吸引最好的本科生加入這個團隊。本人甚至還試過開通微博，希望能夠有課外交流的渠道，目前看來效果尚可。從根本上講，我的教學任務就是培養研究生。當前，日益浮躁的學風和學歷貶值，讓“研究型”生教育的根本任務發生了質的變化。據我所知，大多數研究生直到畢業都不知道什么是“研究”，學歷只是一張找工作的紙片，研究生的求學生涯更像是大五、大六、大七，思維方式沒有根本改變，我無法忍受我的研究生這么平庸。除基本的專業素養之外，更因為我驕傲地認為，中國政法大學吸收了全中國最優秀(甚至最優秀)的生源，將來大部分人都會成為法律專業的佼佼者，平庸不應該出現在這個群體中。

　　所以我要求我的研究生每兩個星期開一次讀書會，圍繞主題寫論文，講課，接受大家的批評指正。同時，我還提供國外最新的學術資料，供他們閱讀和翻譯。但愿我們小組的成績會是有價值的，并得到學術界的認可。《比較刑事訴訟與證據制度》是我主編的《比較刑事訴訟系列·1》的基礎。

　　第一卷題為《現代刑事訴訟模式：對話與沖突》，收錄了歐美國家一些有代表性的學者對這一問題的權威研究。許多樂觀的比較刑事訴訟學者認為，職權主義和當事人主義日益接近，相互借鑒和融合是一種趨勢，實際上并不完全如此。結構上的權力主義和當事人主義相互排斥現象仍然明顯，甚至相互間也有更明顯的敵意。在《反職權主義》(Anti-Inquisitorialism)一文的開頭，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法學院教授斯科蘭斯基(DavidAlanSklansky)指出，“美國法律的長期傳統似乎對歐陸的職權主義訴訟制度起到了否定的導向作用，而把本國作為理想的模式。不要轉向權力主義，這是美國法律遺產的核心貢獻。自1787-1945年間，美國的司法判例、理論和實務人員對職權主義的訴訟模式逐步形成了貶義解釋，認為職權主義是一種“侵犯私權”(intrusif)、“有罪推定”和“酷刑濫用”的代名詞。1945年后，反職權主義便泛化為“歐洲司法恐懼癥”，盡管少數聯邦大法官更傾向于用中性語言來解讀職權主義，但總體判斷仍然是定性的，特別是在涉及對質、交叉詢問、量刑程序、陪審團制度、程序錯誤、認罪等核心問題上。東意大利皮埃蒙特大學教授伊麗薩貝塔·格蘭德(ElisabettaGrande)在研究歐陸刑事訴訟程序移植到美國法律制度的過程中，提出了所謂的“接種效應”(inoculationeffect)，即“法律移植并沒有使美國法律制度在歐洲真正擴散，也沒有使歐洲刑事訴訟程序制度更具對抗性，而是產生了完全不同的結果，即加強了非對抗性大陸法的結構和原則。

　　團隊成員中，我參與了大部分的選題和譯文，我幾乎做了所有的重譯和審校，這使我感到自己幾乎崩潰，特別是很多人對學術研究的意義一無所知，而拖延，特別是粗淺的品性，使我的血壓和心臟經受了無數次的考驗，但是我認為，這是我作為導師必須做的工作。所以，這篇作品的質量也許還有些欠缺，但算得上是我們團隊過去幾年共同努力的結果，不足之處，請同行和讀者們多多指正。

　　今后，我們團隊將持續圍繞“比較刑事訴訟與證據制度”這一熱門課題開展多卷本研究，希望同學們能真正沉下心來，做些有價值的學術研究，并接受同行最嚴厲的審查和批評。只有這樣，我們的學術才能得到真正的傳承。

　　謝謝我的學生能夠忍受我的暴躁脾氣，但是你們一定要明白，我在深夜里審校時的無助，甚至無數次的鄙視自己的靈魂，為什么要花費那么多時間去做沒有任何學術意義的事情，而且還要忍受一堆沒有邏輯，沒有美感的文字。在精神療法方面，這些情緒只能部分地轉移到你身上。

　　上海專業刑事律師     他們雖然沒有參與這次論文的撰寫和翻譯，但他們為以后的校審付出了很大的努力。對中國政法大學證據學研究所給予的寶貴支持，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編輯們十分辛勞地進行了審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