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準死刑的條件設置為故意犯罪，法定最低刑5年以上，就意味著行為人實施屬于告訴才處理的犯罪行為，均不會被核準死刑，這樣就不會產生告訴才處理的案件如果當事人沒有告訴，到底應不應該核準死刑的爭論了；四是可以更加統一核準死刑的標準。上海律師就來回答一下相關的情況。

　　以法定刑為標準而非應判處刑罰為標準，是因為以應判處刑罰為標準會使法官擁有較大自由裁量權，而是否核準死刑關系到罪犯最為重要的生命權，在事關生死的問題上應限制法官的自由裁量權，盡可能適用統一標準，避免出現由于法官的因素而導致適用結果差別懸殊的情形，這樣就可以更進一步控制核準死刑的范圍，也有助于法官作出更加客觀、公正的裁判。

　　最后，明確規定在死緩考驗期兩年期滿后，根據罪犯在考驗期內的表現綜合判斷是否需要執行死刑。影響被判處死緩罪犯最終還是被核準死刑還是被減為無期徒刑或是有期徒刑的因素主要有兩個，即故意犯罪和重大立功。

　　根據目前通說的觀點，只要在緩期的兩年內有故意犯罪的，就立即報請最高人民法院核準死刑，可完全不考慮重大立功。這不僅將故意犯罪這一情形凌駕于重大立功之上，于法無據，而且也違背了死緩制度設置的本意。

　　所以，筆者認為，應當明確規定，必須等待死緩兩年期滿后對罪犯的故意犯罪情形、重大立功情形、一貫表現等進行綜合來判斷是否需要立即執行死刑，以進一步發揮死緩制度限制死刑的作用。改變司法實踐中的重刑觀念，控制死刑的實際適用。

　　在立法未能完全廢除死刑的情況下，司法應當發揮積極作用，在實踐中盡可能地控制、減少甚至不用死刑，為立法中廢除死刑做好準備和鋪墊。“當今世界許多國家正是通過司法裁判拒絕適用死刑而在事實上宣告死刑制度走向滅亡，并最終推動國家立法機關通過立法正式宣告死刑制度消亡。”

　　具體來說，應從以下幾方面進行努力：首先，轉變重刑觀念。“法院是法律帝國的首都，法官是帝國的王侯。”法官要拋棄長期以來形成的重刑觀念，正確認識死刑的威懾力，避免對于死刑的過度依賴，合理地行使自由裁量權，慎重使用“生殺予奪”的大權。

　　尤其是對一些非致命暴力的犯罪，在考慮是否適用死刑時一定要以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為指導，結合行為的社會危害性、行為人的人身危險性和主觀惡性綜合判斷是否達到了罪行極其嚴重的程度，即使需要適用死刑，也應優先考慮適用死刑緩期兩年執行；其次，制定明確具體的裁量規則。

　　由于《刑法》總則中規定適用死刑的條件過于抽象，何為罪行極其嚴重不易把握，分則中涉及具體適用死刑的情形也僅為情節特別惡劣或嚴重危害國家和社會利益等概括性表述，導致司法實踐中在適用死刑時缺乏統一的標準。

　　最高人民法院應當通過司法解釋或指導意見的方式統一各種犯罪的死刑標準。當然，由于我國規定死刑的罪名過多，逐一制定的現實可能性不大，但對于死刑適用頻率較高的罪名應該制定統一標準，而且宜進行從嚴解釋，以盡可能地在司法環節控制死刑的適用。

　　最后，重視量刑情節，尤其是酌定從寬的量刑情節。死刑是剝奪他人生命的刑罰，而生命具有不可逆性。在判處死刑時，一定要嚴格審查可能影響定罪量刑的各種情節。“重視酌定量刑情節在死刑案件中的作用，就是司法實踐中限制死刑的一條切實可行的道路。”

　　酌定量刑情節并非《刑法》明確規定的，因而在審判中容易被司法人員所忽視。但酌定量刑情節又往往能從各個側面反映出行為的客觀危害程度、行為人的主觀惡性和人身危險性，是長期審判經驗的總結。

　　上海律師提醒大家，犯罪動機，它是推動行為人實施犯罪的內心起因和動力，是犯罪人主觀惡性的一個重要表現，犯罪手段、犯罪后的態度、犯罪人的一貫表現等酌定量刑情節也均能影響法官對行為及行為人的判斷。而我國相對確定的法定刑和死緩制度，為法官運用酌定量刑情節行使自由裁量權提供了廣闊的空間。所以，法官在量刑時一定要重視酌定量刑情節的作用，以做出公正判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