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關案例：黃某（男）與季某（女）于1982年登記結婚，婚后育有一女黃甲。2017年11月，黃某病故。張乙的母親張某作為張乙的法定代理人，以張乙的名義訴至法院稱張乙系黃某的親生兒子且與黃某以父子名義共同生活，張乙應繼承黃某40%的遺產。張某提供了DNA檢驗報告書，該報告書載明送檢的標記為“大”的毛發供者的基因型符合作為標記為“小”的毛發供者親生父親的遺傳基因條件，張某稱“大”和“小”毛發供者分別為黃某和張乙。張某另提供其與黃某的照片及黃某親友等人的談話錄音等證據，以證明黃某與張乙系父子關系。為了進一步確認其與黃某的親子關系，張乙向法院申請就其與黃甲之間是否具有血緣關系進行鑒定。黃甲明確表示不同意進行DNA比對檢驗。

　　一審法院經審理認為，第一，張某無法證明標記為“大”的送檢毛發來源于黃某，其提供的錄音、微信聊天記錄等證據亦非確定黃某與張乙存在親子關系的確切證據；第二，法院不宜強制黃甲與張乙進行DNA比對；第三，同輩疑似血親并不適用親子關系不利推定原則。綜上，在無法確定張乙與黃某存在親子關系的情況下，張乙無權繼承黃某的遺產。張乙不服上訴。二審法院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法律依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三）》（編者注：現《《民法典》婚姻家庭編的司法解釋(一)》第三十九條）第二條規定：“夫妻一方向人民法院起訴請求確認親子關系不存在，并已提供必要證據予以證明，另一方沒有相反證據又拒絕做親子鑒定的，人民法院可以推定請求確認親子關系不存在一方的主張成立。當事人一方起訴請求確認親子關系，并提供必要證據予以證明，另一方沒有相反證據又拒絕做親子鑒定的，人民法院可以推定請求確認親子關系一方的主張成立。”

　　該條所確立的親子關系推定規則系建立在主張方提供初步必要證據的前提之下，且存在嚴格的適用邊界，即限定在父母子女之間，而并不適用于兄弟姐妹之間。身份關系具有鮮明的道德性和倫理性，又與財產關系緊密相聯，隨意擴大親子關系推定規則適用主體的范圍不符合法律及司法解釋的精神。婚生子女并無配合非婚生子女進行親子鑒定的義務，更不適用親子關系推定規則。

　　“同代疑似血親不適用親子關系推定規則”背后也有公序良俗道德觀念的加持：如本案，張乙應屬婚外情私生子，法院通過該規則，可有效阻斷私生子對合法夫妻共同財產的“侵害”，保護合法夫妻與子女權益。雖法律規定“非婚生子女享有與婚生子女同等的權利，任何組織或者個人不得加以危害和歧視”，但婚外情且生子畢竟是違背社會公俗良俗之事，法院有義務通過判決推動公序良俗的健康發展。

　　爭議回歸：繼承糾紛中親緣關系鑒定的規則再塑

　　親子關系作為人類社會關系中最重要最基本的關系之一，是人類自身的一種本能情感的重要依據和人類親情關系的延續。我國歷來是一個注重血緣親屬關系的國家，在一個家庭中，父親有權知道孩子是不是自己親生的，孩子也有權知道自己的親生父親是誰，這關系到父親和孩子對血緣關系的知情權以及家庭關系的穩定和諧。[17]因此子女或父母有權請求親子關系鑒定以保障對血緣關系的知情權。親緣鑒定固然是查明事實真相的利器，但血統真實并非立法和司法者的唯一追求，因此在繼承糾紛中類推適用親子關系推定必須有血統真實之外的利益保護且不與社會倫理抵觸，也應當與社會上的樸素價值觀念和情感相契合，并通過該類案件的裁判來進一步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

　　(一)應當考慮的社會因素和具體案情

　　1.當事人的訴訟動機。當事人要求進行親緣關系鑒定并非用以維系其與逝者及其家族的親屬關系，而是借以取得相關的財產利益，這并不符合我國傳統習俗。繼承法提倡互諒互讓、和睦團結及權利與義務相一致原則，在繼承糾紛中，若類推適用親子關系推定與我國繼承法原則也難言相符。提起訴訟方在生前與被繼承人沒有建立穩定的親屬關系，缺乏有效的感情維系，生前未養、死后未葬，賦予其繼承權難以體現權利與義務相一致原則。

　　2.身份關系的安定性。在我國傳統文化中，逝者長矣，入土為安，開館驗尸斷不可取，同時強制要求被繼承人其他子女配合進行侵權關系鑒定也難符合人理常情。在此類案件中，任何一個正常社會人對突然出現的、聲稱其為同父異母或同母異父的陌生人難免錯愕和驚詫，進而產生自然的抵觸。因此，在繼承糾紛案件中類推親子關系推定規則適用親緣關系推定時需要在親緣關系的安定性和親緣身份的真實性之間進行利益衡量，如果比照親子關系推定在繼承糾紛中適用親緣關系推定，會造成親緣關系的錯亂和對現有家族秩序的破壞。

　　3.個人資訊和隱私權保護。繼承糾紛中適用親了關系推定涉及被繼承人隱私權。在此類糾紛中，如果提起鑒定方確系被繼承人之子，而被繼承人未在生前對此有任何的反應，那么無非有以下兩種情況。一是不知道有此非婚生子的存在，二是知道有此非婚生子的存在，但不愿意將這種關系公之于眾。第一種情況只存在被繼承人為男性的情況，此種情況相對較為復雜。如果繼承為女性，應當知道自己的生育情況，此時如果在醫囑中未有表示，說明其無意認親，在原告方作為成年人生活不需要進行特殊扶助的情況下，應當遵從被繼承人的主觀意愿，并保護其個人隱私。

　　綜上，在繼承糾紛中適用親子關系推定缺少血緣真實之外的利益保護，且有一定社會倫理風險，故本案并非《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三)》第2條中推定親子關系一方的主張成立的情形。

　　(二)繼承糾紛中啟動親緣鑒定的特殊情形

　　上述已經指出，在法定繼承糾紛中，法定繼承之外的當事人提起親緣關系鑒定而其他繼承人明確拒絕的，其鑒定請求不應當得到支持，但這并不意味著不保護其合法的繼承權。對于其繼承權的保護，只能依據其提供的證據來綜合判斷，并根據具體案情來確定其應當享有的繼承份額。原告方提交的證據應當形成完整證據鏈，達到法官內心確信的程度。同時，在法官形成內心確信后，為保護其他法定繼承人的合法財產利益和情感利益，應當規定法官的釋明義務，賦予其他法定繼承人提起親緣關系鑒定的權利。在此情況下，根據證明妨礙理論，如果其他法定繼承人提出與原告方進行同胞或半同胞親緣關系鑒定的，如原告方無正當理由拒絕進行鑒定，則可以推定其與被繼承人不存在親子關系，唯有如此，才能合情合理合法的從根本上解決此類糾紛。上海優秀離婚律師